第十章 超越主义之争：经济学与人类合作的未来

到了最后一章，我们不妨回到全书最根本的问题。

一个人醒来，吃到面包，喝到牛奶，打开手机，走进城市。他没有亲手种小麦，没有养奶牛，没有修道路，没有制造手机，也没有设计支付系统。可这些东西都来到他面前，像是某种理所当然的日常。

经济学最早的惊奇，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无数陌生人如何在互不相识、彼此没有共同目标的情况下，完成如此复杂的合作？

第一章讲面包时，我们看到经济秩序不是天生的。它需要分工、交换、信任、货币、产权、国家和社会规范。第二章讲重商主义时，我们看到近代国家如何把贸易、财政、战争和权力捆在一起。第三章讲斯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我们看到市场秩序如何被发现，又如何在贫困、人口、分配和工业化面前显露裂缝。第四章讲奥地利学派，提醒我们没有人掌握全部知识。第五章讲凯恩斯，提醒我们当所有人都不敢花钱时，市场会停住。第六章讲制度经济学，提醒我们交易不是免费的，产权和规则决定合作成本。第七章讲马克思，提醒我们制度不仅降低成本，也可能固化支配。第八章讲中国制内市场，提醒我们真实国家从来不会简单退场。第九章讲算法、债务和新垄断，提醒我们经济学的老问题正在用新技术重新出现。

这一路走下来，我们会发现：经济学从来不只是关于钱的学问。它是一门关于人类合作的学问。

它问的是：陌生人如何合作？自由如何可能？秩序如何形成？国家何时必要？市场何时越界？社会如何保护自己？技术进步如何分配收益？正义如何在效率之外提出要求？

如果把经济学缩小成增长率、股价、利率和货币政策，它当然会显得狭窄。但如果把经济学放回政治经济学、道德哲学和制度演化的传统中，它关心的其实是一个更古老的问题：人类如何共同生活？

 

一、所有主义都只看见了一部分真相

现代经济思想史，常常被写成各种主义的战争。

自由市场主义说，市场最懂资源配置，国家越少干预越好。凯恩斯主义说，市场会陷入萧条，国家必须承担宏观稳定责任。奥地利学派说，知识分散在社会中，计划者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制度经济学说，交易成本和产权安排决定经济效率。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市场背后隐藏着阶级支配和剥削。福利主义说，市场结果不能自动等于社会正义。发展型国家理论说，后发国家不能只靠自由贸易，需要国家动员和产业政策。中国制内市场则说，市场可以在强国家框架中被释放、吸纳和塑造。

每一种传统都看到了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市场主义看见了价格、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力量。没有市场，分散知识无法被动员，创新者无法得到奖励，资源配置会迅速僵化。哈耶克最深刻的提醒就在这里：市场秩序不是一个大脑设计出来的，而是无数个体在规则下相互调适的结果。开放社会不是追求同一个具体目标的队伍，而是依靠抽象规则让不同的人追求各自目的。¹

凯恩斯主义看见了市场自发秩序的脆弱。人们不是永远理性乐观，也不是总能把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当信心崩塌时，每个人都收缩，结果就是整体萧条。第五章讲过，大萧条不是缺少机器、工人和需要，而是这些东西突然不再彼此连接。凯恩斯的价值，是让国家承担起危机时的最后责任。

制度经济学看见了市场背后的规则。没有产权、合同、法院、声誉、监管和预期稳定，交易就不会自动发生。科斯让我们知道市场也有成本，诺斯让我们知道制度决定历史路径，布坎南和奥尔森让我们知道政府和利益集团也会失灵。

马克思主义看见了资本主义的阴影。它提醒我们，不要只看交换是否自愿，还要看自愿背后的制度条件；不要只看市场效率，还要看劳动者处境；不要只看财富增长，还要看财富是否转化为支配权。波普尔承认，马克思成功的地方往往不是历史主义预言，而是制度分析。²

福利主义和社会民主传统看见了市场的社会前提。一个没有教育、医疗、住房、安全感和最低保障的社会，不会因为价格自由就自动变成好社会。罗尔斯提醒我们，社会制度必须经得起无知之幕后的检验：如果不知道自己会出生在哪里、拥有什么天赋、处于什么阶层，我们会选择怎样的制度？³

发展型国家理论和中国经验看见了国家能力。后发国家如果完全接受既有国际分工，很可能长期停留在低端。张夏准提醒我们，今天许多发达国家在追赶阶段并不是自由贸易原教旨主义者，而是使用过保护、补贴、国有企业、信贷指导和资本控制等政策。⁴

每一种理论都像一盏灯，照亮一块地方。但问题是，人们总想把一盏灯当成太阳。

一旦市场主义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它就会看不见垄断、金融危机、贫富分化和社会瓦解。一旦国家主义变成国家崇拜，它就会看不见信息问题、权力寻租、官僚惰性和社会窒息。一旦马克思主义变成历史神学，它就会看不见开放社会、个人自由和计划体制自身的压迫。一旦福利主义变成无限承诺，它就会看不见激励、财政约束和债务风险。一旦技术主义变成技术崇拜，它就会看不见分配、尊严、隐私和权力。

所以，本书最后要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有一种主义可以独占经济学。

 

二、市场不是神，但市场不可替代

市场最容易被误解。

反对市场的人，常常把它看成贪婪、冷酷和资本的代名词。崇拜市场的人，又常常把它看成一种只要放开就能自动带来一切好结果的自然秩序。这两种看法都太粗糙。

市场首先是一种合作机制。

斯密那句著名的话说，我们不是依靠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获得晚餐，而是依靠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但如果只读这句话，就会误解斯密。斯密不是在赞美自私，而是在说明陌生人合作的奇迹：一个人不需要爱我，也可以通过满足我的需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市场把自爱转化为互利，把分散知识转化为价格，把私人努力转化为公共供给。

而且斯密从来不是一个只相信贪婪的人。《道德情操论》强调，人有同情心、自爱、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自爱并不等于自私，自爱可以成为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⁵

这就是市场最珍贵的地方：它不要求人成为圣人。它允许普通人带着有限知识、有限理性和自我利益参与合作。它不需要一个中央大脑知道每个人想要什么、能做什么、愿意付出什么；它通过价格、利润、亏损和竞争，让无数分散决策相互协调。

张维迎说，市场经济可以概括为自由价格加企业家。自由价格提供信号和激励，企业家在不确定条件下判断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并且不是单纯价格接受者，也会创造新的价格和市场。⁶

这句话说出了市场的动态本质。当然，正如我们在第八章看到的，在中国的制内市场环境中，企业家精神不仅需要价格信号，也需要稳定的政策预期和公平的要素市场环境。市场不是黑板上的均衡图，而是发现过程。企业家不是在已知世界里机械优化，而是在未知世界里试错。没有这种试错，人类就不会不断发现新产品、新技术、新组织和新生活方式。

但市场不是神。

市场不会自动照顾弱者，不会自动提供公共品，不会自动防止垄断，不会自动保护环境，不会自动把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安排到合乎人类尊严的水平。市场擅长处理可交易、可定价、可竞争的领域；一旦进入人格尊严、生命健康、共同体信任和长远生态，它就需要边界。

第九章讲平台和数据时我们已经看到，市场本身也会长出新的权力。平台不是政府，却可以制定规则；资本不是国家，却可以决定劳动者命运；算法不是法律，却可以影响机会分配。反市场当然危险，但把市场神圣化同样危险。

一个成熟的经济观，应该既反对消灭市场，也反对市场吞掉社会。

市场不是目的。市场是人类合作的一种伟大发明。它应该被珍惜，也应该被约束。

 

三、国家不是天使，但国家必须存在

市场需要国家。

没有国家，产权无法保护，合同无法执行，暴力无法约束，公共品无法稳定供给，货币信用难以维持，危机时也缺少最后兜底者。现代市场不是从无政府状态自然长出来的，它需要法律、法院、税收、基础设施、教育、金融监管和公共安全。

但国家不是天使。

布坎南的贡献，就是把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带入政治领域。政府不是一个天然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神秘人格。政治家要选票，官员要预算和权力，监管者会被俘获，利益集团会游说，选民也可能短视。国家可以纠正市场失灵，也可能制造更大的政府失灵。

因此，国家的真正问题，不是大还是小，而是边界、能力和约束。

第八章讲中国制内市场时，我们已经看到强国家的双重性。强国家可以修基础设施，推动工业化，应对危机，建设战略产业，维持社会秩序。没有这种能力，中国不可能在几十年里完成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

但强国家也会带来问题。它可能挤压民营企业预期，扭曲要素市场，制造地方债务，纵容国企边界不清，压缩社会自治空间。当国家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既制定规则又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就会受到挑战。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强调，只有当强制被用来实施普遍规则的基本框架时，它才有助于自由的人追求各自目的；这些普遍规则不是指导人们追求特定目的，而是保护个人领域不受不可预见的干扰和侵犯。⁷

这句话可以作为国家权力的底线。国家可以强，但强在规则、公共品、危机兜底、社会保护和长期能力建设上，而不是强在随意改变边界、随时进入私人领域、以特定目标压倒一般规则。

中国下一步尤其需要从政策保护转向法治保护。郑永年在《中国叙事》中说，国家主义或市场主义占据主导都会失衡；三层资本结构需要产权、法治和政策共同努力，国有、民营、合作产权都需要明确，法律必须平等适用于三层资本，并且要把政治和政策保护转化为法治保护。⁸

这其实也是全书对中国问题的总结。制内市场不是错，但它要成熟，必须让国家能力更多转化为制度能力，让政策动员更多转化为规则稳定，让强国家服务强市场和强社会，而不是替代它们。

 

四、社会不是剩余物，而是秩序的土壤

现代政治经济学最容易忽视社会。

市场主义喜欢谈个人和企业，国家主义喜欢谈政府和战略，马克思主义喜欢谈阶级和资本，凯恩斯主义喜欢谈总需求和财政货币政策。社会常常变成背景：家庭、社区、信任、道德、协会、学校、医院、媒体、地方共同体、公益组织、行业规范、邻里互助，这些都不容易放进模型，却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是否有韧性。

社会不是市场和国家之外的剩余物。它是市场和国家能正常运行的土壤。

没有社会信任，市场交易成本会飙升；没有道德约束，合同再细也无法防止机会主义；没有家庭和社区，教育、照护和养老成本会完全压向个人或国家；没有社会组织，弱者很难表达利益；没有公共讨论，政策错误很难被及时发现。

郑永年在《保卫社会》中指出，中国社会道德解体的重要根源，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没有边界；改革开放后，经济政策被引入社会领域，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过度市场化、货币化，社会道德基础遭到破坏。⁹

这不是简单反市场，而是提醒我们：市场应该有边界。教育不是普通商品，医疗不是普通商品，住房也不能完全被资产化逻辑吞掉。它们当然需要效率和资源配置，但它们首先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一个人如果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就不会把经济增长理解为共同富裕，而会理解为被增长抛下。

社会还不能被国家完全替代。道德不是宣传出来的，信任不是命令出来的。郑永年说，道德是社会成员互动的结果，依靠政治从上而下的压力不能重建道德。¹⁰

这句话非常重要。国家可以提供公民教育、法律和公共服务，但社会道德必须在真实互动中生长。家庭、学校、职业共同体、地方社会、公益组织、行业协会、公共讨论空间，都需要一定自治空间。没有这个空间，社会就会变成被管理对象，而不是自我修复的共同体。

所以，未来的好社会，不是只有强国家，也不是只有强市场，而是强国家、强市场、强社会之间的平衡。

国家负责底线和公共品，市场负责发现和创造，社会负责信任和意义。

三者缺一不可。

 

五、正义不能只问结果，也不能只问过程

经济学绕不开正义。

很多经济学家不喜欢谈正义，因为正义听起来太哲学、太主观、太难度量。但只要谈税收、福利、工资、土地、教育、医疗、金融救助、平台监管、共同富裕，就已经在谈正义。只是不承认而已。

本书不断碰到三种正义观。

第一种是斯密式正义。它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冷冰冰的权利理论。斯密从人的同情心、自爱、公正旁观者和社会赞同出发，理解市场秩序的道德基础。自爱不是自私，市场也不是道德真空。人必须学会从旁观者角度审视自己，知道自己的行为能否得到他人合理赞同。没有这种道德能力，市场只会变成精致的掠夺。

第二种是诺齐克式正义。它强调个人权利和持有过程。如果财产取得和转让过程正当，国家就不应为了某个分配方案持续干预个人持有。这个理论提醒我们，不要轻易以公平名义侵犯产权和自由。没有产权安全，就没有长期投资，也没有个人尊严。

第三种是罗尔斯式正义。它提醒我们，过程合法不等于制度正当。一个人的天赋、家庭、地区、健康和出生年代，充满偶然性。如果在无知之幕背后设计制度，我们不会愿意让最弱者独自承担所有命运风险。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允许不平等，但要求不平等能够改善最不利者处境。¹¹

这三种正义观都不能单独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只有斯密，可能过于依赖道德情操和共同体约束；只有诺齐克，可能低估起点差异和命运偶然；只有罗尔斯，可能低估激励、财政约束和国家权力扩张风险。一个成熟社会必须同时吸收三者：斯密给市场以道德底色，诺齐克保护个人权利和产权边界，罗尔斯要求制度照顾最弱者的真实机会。

第八章讲共同富裕时，我们已经把中国放进这个框架。中国现有社会的目标，在理念上更接近罗尔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本医保、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区域协调和转移支付，都不是“谁拥有就是谁应得”的诺齐克式逻辑，而是“一个社会不能让最弱者被市场和运气彻底抛下”的罗尔斯式逻辑。

但共同富裕不能只停在口号。它要落实到初次分配公平、要素市场公平、教育机会公平、医疗保障、住房制度、劳动权益、产权保护和民营经济发展上。没有市场活力，共同富裕会变成共同贫穷；没有社会保护，市场增长会变成少数人的富裕。

正义不是效率的敌人。真正可持续的效率，需要正义提供合法性。

 

六、告别历史决定论

所有伟大的灾难，往往都从一个过度自信的答案开始。

有人相信市场会自动带来最优秩序，有人相信国家计划能设计出完美社会，有人相信历史必然走向某个终点，有人相信技术会自动解决人类问题，有人相信某种文明模式会战胜其他一切模式。

这些都是历史决定论的不同版本。

波普尔最重要的提醒，是我们无法预言历史的未来进程，因为历史受到知识增长的深刻影响，而未来知识本身不可预测。更重要的是，他区分了真正理性主义和伪理性主义。真正理性主义是苏格拉底式的理智谦虚，知道自己常常犯错，需要依赖他人知识；伪理性主义则相信某种优越理智能够确知无疑、拥有权威。¹²

现代社会最危险的不是无知，而是不知道自己无知。

计划经济的问题，不只是国家想做坏事，而是它过度相信自己能掌握复杂经济的全部信息。金融泡沫的问题，不只是投机者贪婪，而是人们相信模型可以驯服风险。平台治理的问题，不只是平台逐利，而是算法被误认为客观中立。AI崇拜的问题，不只是技术太强，而是人们以为技术可以绕过政治、伦理和制度。意识形态的问题，不只是立场不同，而是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容易把局部真理变成全部真理。

经济学如果能教给我们一种美德，那就是谦卑。

这种谦卑不是软弱，也不是相对主义。它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能判断。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认真比较制度，认真分析成本，认真识别激励，认真关心后果。但它拒绝终极答案，拒绝把复杂世界塞进单一模型，拒绝用宏大蓝图压倒具体人的生活。

波普尔提出零星社会工程，不是因为他没有理想，而是因为他知道人类理性有限。与其一次性重建整个社会，不如解决具体问题；与其相信历史必然，不如保留纠错机制；与其追求完美制度，不如让制度能够承认错误、修改错误、减少伤害。

这也是经济学的实践智慧。

 

七、中国问题：不是复制，而是校准

中国不会变成简单的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也不应该回到计划经济。

这并不是意识形态表态，而是历史事实。中国的国家传统、人口规模、发展阶段、地缘环境、土地制度、国企体系、地方政府竞争、社会结构，都决定了它走的是一条特殊道路。第八章讲过，中国制内市场既释放市场活力，又保留国家主导；既创造巨大增长，也带来边界不清、债务、社会保护不足和创新约束。

因此，中国下一步不是复制谁，而是校准自己。

第一，校准国家与市场的边界。国家要做基础科研、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战略安全和公平监管，但不能替代企业家试错，不能让行政判断长期压倒市场发现，不能让政策不确定伤害长期投资。

第二，校准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国有资本应集中在公共性、战略性和自然垄断领域，民营经济应获得稳定、平等、可预期的市场空间。国企不是万能压舱石，民企也不是单纯逐利者。中国创新最需要的，是二者在清晰边界下互补，而不是互相挤压。

第三，校准效率与公平。改革开放前期更强调效率，社会领域承受了许多代价。下一阶段必须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和劳动权益纳入经济增长的核心，而不是增长之后再补救。共同富裕不是反市场，而是让市场获得更稳固的社会基础。

第四，校准追赶式创新与引领式创新。第九章讲过，追赶式创新可以依赖大企业、大银行和大政府，但引领式创新更需要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和制度建设。越到技术前沿，越要容忍失败，越要保护产权，越要尊重专业，越要减少运动式政策。

第五，校准经济叙事和社会叙事。郑永年在《中国叙事》中说，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原创性理论也是大国重器。¹³这句话不能理解为自我表扬，而应该理解为责任：必须用中国经验提出真正能解释问题的理论，而不是只在西方概念里辩护，也不是用口号替代理论。

中国最大的机会，是它仍然处在制度演化中；最大的风险，是把阶段性成功神圣化。

如果中国能把强国家转化为规则能力，把大市场转化为创新能力，把共同富裕转化为真实社会保护，把制内市场转化为法治化、开放化、可预期的市场秩序，它就可能提供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经验——既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模式，也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而是在强国家、强市场、强社会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但这不是历史必然。它需要不断校准，需要对所有主义保持谦卑，需要永远记住：制度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

 

八、经济学的未来：回到人的尺度

经济学未来会越来越技术化。AI模型、微观数据、实验方法、行为经济学、复杂系统、计算经济学、金融工程，都会让经济学更精细。

这当然是好事。没有工具，经济学会停留在空泛议论。

但经济学不能只剩工具。

如果经济学只会计算效率，却不会问人的尊严；只会预测通胀，却不会理解社会信任；只会优化平台抽佣，却不会看见骑手和商家的处境；只会估算GDP，却不会问普通人的安全感；只会分析资产价格，却不会看见年轻人被债务和房价困住，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精致的冷漠。

经济学需要回到人的尺度。

人不是模型中的代表性消费者，而是有家庭、身体、记忆、恐惧、希望和尊严的人。劳动不是生产函数里的一个变量，也是人的时间和生命。教育不是人力资本投资，也是孩子成长。医疗不是服务消费，也是脆弱时刻的保护。住房不是资产组合，也是安身之所。金融不是杠杆游戏，也是家庭和企业在不确定世界中的信用桥梁。技术不是生产率数字，也是对人的能力和地位的重塑。

回到人的尺度，不是反对市场，也不是反对数学，而是提醒经济学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存在。

经济学真正关心的，不该只是财富如何增长，而是人类合作如何让更多人过上有尊严、有安全感、有自由选择的生活。

 

九、经济学能给我们的礼物

学完这趟思想旅程，我们未必能预测下一次金融危机，未必能判断下一只股票，未必能知道明年GDP增长多少。

但经济学仍然能给我们几件珍贵的礼物。

第一，它教我们理解机会成本。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刺激经济可能带来债务，保护产业可能带来低效率，自由市场可能带来不平等，福利扩张可能带来财政压力，技术进步可能带来就业冲击。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听起来冷酷，却能让人免于幼稚。

第二，它教我们理解激励。好制度不是要求人成为圣人，而是让普通人在合理激励下做出有利于合作的选择。坏制度则会让好人也变坏。腐败、懒惰、短视、寻租，往往不是某个人道德突然败坏，而是制度激励出了问题。

第三，它教我们理解信息。没有人知道全部。企业家、消费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平台、劳动者、科学家，每个人都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真正好的制度，是让分散知识被发现、被纠错、被组合，而不是假装某个中心可以替所有人思考。

第四，它教我们理解边界。市场有边界，国家有边界，社会有边界，技术有边界，模型也有边界。成熟不是找到一个包打一切的原则，而是知道哪个原则在什么地方适用，到了哪里就会变成灾难。

第五，它教我们理解正义。效率重要，但效率不是全部。一个社会是否值得生活，不只看总产出，还看弱者是否被照顾，机会是否开放，权利是否稳定，尊严是否被承认。

第六，它教我们保持谦卑。凡是声称“一切问题只要交给市场”“一切问题只要交给国家”“一切问题只要消灭资本”“一切问题只要发展技术”的人，都值得警惕。世界太复杂，不会被一句口号解决。

这就是经济学最好的礼物：它不是让我们变得自负，而是让我们不那么容易被简单答案诱惑。

 

十、结语：人类合作秩序的脆弱与希望

人类合作秩序非常脆弱。

货币可能失去信用，市场可能被垄断，国家可能滥用权力，社会可能失去信任，金融可能制造泡沫，技术可能扩大不平等，全球化可能转向冲突。我们习以为常的面包、牛奶、手机、医院、学校、道路、支付系统和电网，背后是一整套复杂制度。它们不是自然存在的，也不是永远稳固的。

但人类合作秩序也充满希望。

因为人类不断学习。市场会犯错，国家会犯错，理论会犯错，技术会带来新问题，但人类也会创造新制度、新规则、新保护和新合作方式。工业革命带来苦难，也带来工会、福利国家和现代公共卫生；金融危机带来灾难，也带来监管改革和央行新工具；平台经济带来垄断，也带来反垄断和数据治理；AI带来失业焦虑，也可能带来医疗、教育和科研能力的巨大扩展。

经济学不应该许诺天堂。所有许诺天堂的理论，最终都容易变成权力工具。

经济学更应该做的是：帮助我们识别问题，比较制度，理解代价，设计边界，保留纠错机制，让人类合作秩序在不完美中一点点变好。

这听起来没有乌托邦激动人心，却更接近文明真实前进的方式。

从早晨的面包到全球算法，从重商主义到制内市场，从斯密到马克思，从哈耶克到凯恩斯，从罗尔斯到诺齐克，我们最终看到的不是某个主义的胜利，而是人类面对复杂世界时不断寻找平衡的努力。

经济学的未来，不在任何一种主义的终点，而在这种持续校准之中。

市场要有活力，国家要有边界，社会要有温度，技术要有约束，金融要有纪律，增长要有正义。

如果这本书能留下一个句子，那就是：

经济学不是教我们崇拜市场、崇拜国家或崇拜任何主义；经济学教我们理解人类合作为什么困难，又为什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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