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国家里面的市场：中国制内市场的历史逻辑

第七章结尾说，中国问题不能只靠某一种经济学传统来解释。

如果只用斯密，我们会看到分工、市场和自由交换，却容易低估国家在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位置；如果只用哈耶克，我们会看到知识分散和自发秩序，却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市场长期在强国家框架内生长；如果只用凯恩斯，我们会看到宏观调控和国家责任，却可能把中国国家理解成普通危机管理者；如果只用科斯和诺斯，我们会看到产权、交易费用和制度变迁，却仍然需要解释一种特殊现象：为什么中国市场越发展，国家并不必然退场，反而在许多关键领域重新组织市场；如果只用马克思，我们会看到资本、权力和社会代价，却容易把中国简单放进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二分法。

当代中国最难理解的地方，正在这里：它既不是经典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是传统计划经济；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法治资本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全能计划体制。它有活跃的民营企业，有全球化制造业，有平台经济，有资本市场，有市场价格和企业竞争；但同时，它也有强大的国有资本、地方政府公司化、土地财政、产业政策、金融控制、行政准入和战略性国家动员。

市场在中国确实存在，而且非常有活力。但它不是在国家之外、国家之上或国家退场之后自发形成的自治领域。更准确地说，它是在国家设定的边界内活动，在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秩序、信用、土地、金融和政策环境中成长，又不断被国家吸纳、规制、塑造和重新定义。

郑永年把这种体制称为“制内市场”：市场存在于制度之内，尤其存在于国家主导的制度框架之内。它不同于西方主流政治经济中的“场内国家”模式。在“场内国家”中，市场被视为基本场域，国家进入市场主要是为了维护规则、修补失灵、提供公共品；而在“制内市场”中，国家是更大的制度容器，市场不是政治原则的来源，而是国家治理、发展和竞争的工具之一。¹

这一章不是为了给中国模式贴标签，也不是为了替它辩护或否定它。我们要做的是理解它：它从哪里来？为什么有效？为什么也会制造问题？它和前面几章讨论的市场、国家、产权、资本、正义之间是什么关系？

 

一、从一个县城开发区开始

要理解中国经济，不妨从一个县城开发区开始。

县政府决定发展新能源零部件产业。首先要做的是土地整理。村庄被征地，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地方平台公司负责平整土地、修路、通水通电、建设标准厂房。然后政府去招商，承诺税收优惠、厂房租金减免、贷款协调、用工支持、审批加速。企业来了之后，银行愿不愿意贷款，往往不只看企业自身资产，也看地方政府的态度；项目能不能落地，不只取决于市场前景，也取决于土地、环保、能耗、融资、补贴和政策窗口。

如果项目成功，地方政府得到GDP、税收、就业和官员政绩，企业得到低成本要素和快速扩张机会，银行得到看似安全的贷款项目，村民得到补偿和部分就业机会。整个地方经济像一台被动员起来的机器，政府不是坐在场外裁判，而是规划者、投资者、担保者、协调者、招商者和风险承担者。

如果项目失败，问题也会层层传导。平台公司债务堆积，土地卖不出去，厂房空置，银行贷款展期，财政压力上升，村民失去土地后就业不足，企业家撤退，地方政府继续寻找下一个产业风口。

这个场景非常中国。它既不是计划经济，因为企业确实面向市场竞争，价格、订单、利润和破产都是真实约束；它也不是自由市场，因为市场进入之前，地方政府已经把土地、金融、基础设施、政策和产业方向组织好了。

中国市场不是一片自然草原，而更像一块不断被国家修渠、开垦、灌溉和重新划界的农田。农作物自己生长，但水渠、田埂和灌溉节奏由国家深度参与安排。

 

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自由市场

西方常用“国家资本主义”解释中国。这个词抓住了一部分事实：中国确实有强大的国有企业、政府投资、产业政策和行政控制。但它也容易误导，好像中国只是国家拥有更多企业的资本主义，或者只是市场经济上面套了一层国家外壳。

问题比这复杂得多。

中国国家不仅拥有企业，还拥有或控制许多关键要素：城市土地一级市场、金融体系主干、能源、电信、交通、部分数据基础设施、关键审批权和产业方向设定能力。更重要的是，国家不仅作为一个经济行为者参与市场，还作为制度设定者决定哪些市场可以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哪些主体可以进入、什么行为被鼓励、什么行为被限制。

郑永年之所以强调“制内市场”，正是为了摆脱“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简单对立。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市场不是自治的市场领域，而是在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内运行；市场机制可以被充分利用，但不被承认为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原则。²

这与西方“场内国家”不同。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是国家在法治、产权和社会契约约束下进入市场，国家财政主要依靠税收，政治过程受选举、议会、利益集团和司法制约。资本有时甚至能通过组织化利益影响国家政策。

中国则不同，国家拥有更强的自主性和渗透力。它可以吸纳资本，也可以限制资本；可以扶持民营企业，也可以重新划定边界；可以扩大市场，也可以在关键时刻强调安全、稳定和控制。市场是资源配置机制，但不是政治权威的来源。

这也不同于东亚发展型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都曾有强政府和产业政策，但它们的国家通常是在市场和私人资本基础上进行引导，与企业形成发展联盟。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国家不只是引导市场，还在土地、金融、国有资本和组织体系中保留了更深的结构性控制。³

所以，理解中国经济，不能先问“市场多一点还是国家多一点”。更好的问题是：在哪些领域国家退后，在哪些领域国家进入？哪些市场被鼓励竞争，哪些市场被战略控制？哪些企业可以自由成长，哪些企业一旦变大就会被吸纳进国家目标？哪些行为看起来是市场选择，背后其实是地方政府、金融体系和产业政策共同塑造的结果？

中国经济的秘密，往往藏在这些边界上。

 

三、经世济民：国家与经济从未真正分家

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关系，不是1978年才开始，也不是1949年才开始。它有更长的历史底色。

在西方现代传统中，“经济”逐渐被理解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市场、产权、合同、公司、财政、议会、法律和城市自治，慢慢形成一个能约束国家、又需要国家保护的制度空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国家的形成相互纠缠，但市场领域至少在观念上拥有相对自治性。

中国传统不同。经济长期被理解为“经世济民”的一部分，是治理术，是国家秩序的组成部分。国家关心粮食、赋税、盐铁、漕运、仓储、灾荒、人口和土地，不是因为它要做现代经济管理，而是因为经济直接关系王朝财政、社会稳定和政治正当性。

郑永年在《制内市场》中指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中，经济不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领域，而是皇权组成部分；国有部门可以被理解为国家的“家庭自留地”，它为政权可持续性提供最低制度保障，也服务于国家管理社会的需要。⁴

这个隐喻很有解释力。传统家庭的自留地不一定最大，却是家庭安全底线；中国国家控制的关键经济部门，也不一定覆盖所有经济活动，却构成国家安全、财政能力和治理能力的底盘。无论是古代盐铁官营、漕运仓储，还是现代能源、电信、金融、交通和央企体系，背后的政治逻辑都有相通之处：国家不能让最关键的经济命脉完全脱离自身控制。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市场。恰恰相反，中国很早就有发达的商品交换、区域贸易、手工业、商帮、票号、集市和长途贸易。但这些市场很少形成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政治经济秩序。商人可以富，却很难成为可以合法制衡国家的自治力量。财富如果不能转化为功名、官职、宗族地位和地方声望，就可能招致权力掠夺。

这与第六章的产权问题直接相连。产权不仅是经济制度，也是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的产权保护并非完全没有，而是高度依赖政治秩序和身份关系。市场可以繁荣，但它的边界始终受国家和官僚体系塑造。

 

四、从动员国家到市场国家

1949年以后，这种国家主导经济的传统被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强化。

计划经济不是从传统帝制自然延续而来。它有苏联模式、战争动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深刻影响。但从国家能力角度看，它确实把中国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渗透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周其仁在研究中国土地制度时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天高皇帝远”的道德国家，而是深入乡村，干预农民家庭和宗族决策，控制农业产品生产、交易和分配，特别是控制城乡关系；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造成农民所有权残缺，并把农业剩余集中起来服务工业化。⁵

这解释了计划经济的一个核心功能：集中资源推进工业化。在一个资本稀缺、技术落后、外部压力巨大的国家，政府试图通过统购统销、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国有企业和计划配置，把分散剩余集中起来，投入重工业、国防和基础设施。

第六章已经说过，计划经济的组织成本极高。它压制价格信号，削弱个体激励，制造短缺和低效率。但从国家构建角度看，它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动员体系：国家掌握土地、粮食、人口流动、工业投资、金融信用和组织网络。这套体系后来虽然被改革开放改造，却没有完全消失。

1978年以后，中国发生的不是国家简单退出市场，而是动员国家的功能转换。过去国家动员资源服务计划指标、工业化和政治运动；改革后，国家逐步动员资源服务经济增长、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城市化和全球竞争。

郑永年认为，改革时代的中国市场是在现代国家保护下晚近产生的，是长期战争、战备和现代国家构建所创造的动员体制的延续；它不是西方式管制国家或法治国家，而是动员国家转向经济建设后的产物。⁶

这句话很关键。中国改革的高增长，不只是“市场释放活力”这么简单，也不是“国家设计成功”这么简单。它是市场机制进入一个已经具有强动员能力的国家体系之后，产生的混合结果。

市场带来价格、竞争、企业家和开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秩序、土地、金融、政策动员和地方竞争。两者结合，形成了中国经济奇迹。

 

五、三次市场化浪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不是一次性放出来的，而是一波一波从边缘向中心推进。

第一波，是20世纪80年代的草根市场化。它从农村、集市、个体户、乡镇企业和计划缝隙中冒出来。年广久、温州小商品、苏南乡镇企业、广东加工贸易，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这些市场主体起点低、身份暧昧、规则不清，却非常有活力。

这时的市场化，本质上是给个人、家庭、社区和地方更多剩余索取权。包产到户让农民多劳多得，乡镇企业让社区能分享工业化收益，个体户让城市边缘人群找到生计。周其仁说，中国改革初期面对的不是市场交易费用太高，而是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组织成本太高。改革的起点，是降低组织成本，释放个体和地方积极性。⁷

第二波，是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和市场制度建设。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市场经济获得更明确合法性。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国企改制、股份制、外资进入、劳动力流动，逐步改变经济结构。“抓大放小”保留并强化关键国企，同时让大量中小国企退出或改制。这个过程效率提升很大，社会代价也很大：下岗、单位福利瓦解、住房商品化、社会保障重建，都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变化。

第三波，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全球化市场化。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供应链，外资、出口、加工贸易、港口、物流、沿海制造业和城市化高速扩张。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重要的生产节点之一。

郑永年概括，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市场化浪潮：80年代草根企业家从边缘赚到第一桶金，90年代国企改革打开扩张空间，21世纪初中小企业进入全球市场填补全球价值链低端。⁸

但这三次浪潮都不是国家退场的故事。80年代，国家给边缘试验留下空间；90年代，国家重新组织国企、财政、金融和城市住房；加入WTO后，国家推动基础设施、出口能力、产业园区和地方招商。市场越来越大，国家也越来越学会用市场实现国家目标。

如果说前三次市场化主要释放了商品市场、企业主体和全球贸易，那么接下来更深的改革，就必然进入要素市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已经成熟。真正决定长期效率的，是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能源和公共资源这些生产要素，能否按照相对稀缺性和真实贡献流动，能否在不同所有制主体之间公平配置。

要素市场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市场化，而不是行政再分配。土地要素要让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用途之间的价格更真实地反映机会成本；劳动力要素要减少户籍和公共服务绑定造成的流动障碍；资本要素要让融资成本更多取决于风险和效率，而不是所有制身份和行政级别；技术要素要让知识产权、科研成果转化和工程人才得到合理回报；数据要素则需要在保护隐私和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形成可确权、可流通、可治理的制度。2020年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文件，正是把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纳入统一改革框架，强调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⁹

这里最重要的词是“公平”。制内市场的一个长期问题，是不同性质主体面对要素市场时并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国企更容易获得低成本信贷和关键项目，大型平台更容易占有数据和流量，地方政府平台更容易拿到土地和银行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则常常面对融资贵、用地难、账期长和准入隐性门槛。要素市场改革如果只是提高价格弹性，而不解决不同主体的公平准入，就会把市场化变成强者更强的市场化。

因此，要素市场化不是简单把所有要素推给最高出价者，而是建立更公平的进入规则、更透明的定价机制和更稳定的权利保护。国企、民企、外企、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都应在同一规则下获取资本、土地、技术和数据机会。只有这样，市场化才不是权力和资本优势的放大器，而是让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力的主体获得资源的机制。

金融市场改革也是如此。金融表面上是资本配置问题，本质上是风险分担问题。中国金融体系长期以银行为主，银行偏好抵押、政府信用和大企业信用，这使国企、城投和房地产更容易获得资金，而轻资产民企、小微企业和创新企业更难融资。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是让利率更能反映风险，让资本市场更能支持创新，让金融资源不再只沿着行政安全感流动。

但金融改革不能只讲效率，还必须承认金融有兜底属性。金融系统一旦出问题，受伤最深的往往不是最懂金融的人，而是失业者、小业主、房贷家庭、低收入储户和现金流突然断裂的企业。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能调节利率和货币数量，还因为它在危机中要维护金融稳定，提供流动性，承担最后贷款人甚至最终做市商功能。¹⁰

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改革和福利政策应该互相补充。福利政策帮助陷入困境的人维持基本生活，避免疾病、失业、教育和住房压力把一个家庭彻底击穿；最后贷款人和金融稳定工具帮助银行、市场和企业在流动性危机中不至于连锁崩塌。前者兜住人，后者兜住系统。一个温情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不是让失败者独自承担全部风险，而是在不奖励道德风险的前提下，帮助暂时陷入困境的人度过苦难，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回到市场。

当然，兜底不是无条件救助一切错误。黄益平提醒，中国货币供应和杠杆率偏高，与融资以银行为主、政府兜底行为有关；哪里出了问题政府都出面托住，容易推高货币供应和金融风险。¹¹所以，中国金融改革真正困难之处，是在“有温度的兜底”和“有纪律的约束”之间找平衡：救人不救投机，救流动性不救长期无效率，保障基本生活不保障资产泡沫，维护系统稳定不纵容僵尸企业。

 

六、三层结构：草根层、中间层和国家层

当代制内市场可以理解为三层结构。

最底层，是草根市场。这里有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普通民营制造商、餐饮店、物流网点、直播商家、街边摊、家庭作坊和大量服务业。它们最接近真实市场竞争，也最能吸纳就业。价格、成本、客户、现金流、平台规则和同行竞争，是它们每天面对的约束。

这一层最有活力，也最脆弱。它们贡献就业和创新，却常常缺少融资、土地、政策信息和稳定预期。宏观政策说支持民营经济，真正落到它们身上，可能仍然是租金、税费、平台抽佣、检查、账期、贷款难和需求不足。

中间层，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城投公司、地方国企、大型民企和政商联盟共同构成的混合地带。这是中国政治经济最有特色也最复杂的部分。地方政府既是行政管理者，又是发展主体；既执行中央政策，又追求本地增长、财政收入和竞争排名；既监管企业，又依赖企业创造税收和就业。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机制之一。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基础设施、平台融资、招商引资和产业基金，把城市和产业当作一个巨型项目来运营。它可以在短期内创造惊人的建设能力，也会积累债务、土地依赖、重复建设和产业过剩。

最上层，是国家资本和战略部门。央企、国有银行、能源、电信、交通、军工、关键矿产、金融基础设施和战略科技平台，构成国家经济安全的底盘。这些主体不是普通企业，它们既追求利润，也承担国家任务；既参与市场竞争，也拥有行政资源；既要公司治理，也要政治服从。

郑永年指出，中国市场包括草根层、中间层和国家层，国家与不同层次市场主体发生不同关系；制内市场要从这些层次的互动中理解。¹²

这三层结构解释了许多表面矛盾。为什么中国既有极强的市场竞争，又有强大的国有资本？为什么民营企业很活跃，却又经常感到边界不清？为什么地方政府既推动市场化，又制造行政壁垒？为什么国家一方面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在关键领域加强控制？因为中国不是单一市场体制，而是多层市场被国家体系整合在一起。

 

七、地方政府：增长机器与债务机器

如果说央企是国家层经济的骨架，地方政府就是制内市场的发动机。

中国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后承担了远超一般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它们招商引资、修路建桥、开发新区、经营土地、设立平台公司、协调贷款、组织产业链、推动城市化。地方官员不是单纯守夜人，而是发展型官员；地方政府不是单纯服务者，而是增长竞争者。

这种机制的好处很明显。一个项目落地，地方政府可以协调多个部门；一个产业要发展，地方政府可以配套土地、用工、税收、道路、学校和园区；一个城市要扩张，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出让和平台融资提前建设基础设施。市场主体单独做不到的事情，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组织能力完成。

但它的代价也同样明显。

第一，土地财政把地方发展和房地产绑定。土地从集体农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价格差额成为地方财政和城市建设的重要来源。这个机制推动了高速城市化，也把地方财政、银行信贷、居民财富和房地产价格绑在一起。一旦房地产下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地方债务和财政压力就会暴露。

第二，地方竞争容易制造重复建设。每个地方都想发展芯片、新能源、光伏、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文旅项目，结果可能是产能过剩、资源错配、补贴竞赛和地方保护。厉以宁在讨论非均衡经济中的产业政策时提醒，倾斜式产业政策只能适度，不能只顾某个或少数产业而忽略配套关系，否则可能延续或加剧产业结构失调。¹³

第三，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它既监管市场，又拥有地方国企和平台公司；既制定规则，又深度参与项目；既招商引资，又审批土地、环保和金融资源。这种身份混合在高增长时期可以提高效率，在增长放缓时则容易产生寻租、债务和不公平竞争。

第四，稳定预期变得困难。企业最怕的不是规则严格，而是规则不稳定。厉以宁早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就指出，社会行为短期化的根源在于稳定预期不足，财产关系不规范会限制各方面积极性，使人们更关注眼前利益。¹⁴

这句话放在今天仍然准确。如果企业家不知道政策边界会不会突然变化，不知道行业会不会被重新定义，不知道地方承诺是否长期有效，就会减少长期投资，转向短期套利、低价竞争或资产转移。

地方政府是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结构性风险的重要来源。

 

八、国有企业：国家的家庭自留地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经常被简单化讨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把它们视为低效率和垄断来源，国家主义者把它们视为国家能力和战略安全保障。这两种说法都抓住了一部分事实，也都不够完整。

国企不是普通企业。尤其是央企，它们处在国家和市场交界处。它们要盈利，但不只是盈利；要服从市场竞争，但不完全受市场约束；要承担社会责任、国家安全、应急保供、基础设施和战略产业任务。它们既是企业，也是国家能力的延伸。

郑永年的“家庭自留地”比喻，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国有部门是政权经济可持续性的最低制度保障，它让国家在危机时能调动资源，在关键行业保持控制，在基础设施和长期项目中提供非市场化支持。¹⁵

如果没有国有银行和央企，中国很难以现在的速度修建高铁、高速公路、电网、通信网络、港口和城市基础设施；也很难在全球危机、疫情、能源波动和外部竞争中迅速组织资源。国企的存在，使国家可以穿透市场，把战略目标转化为投资和组织行动。

但国企也带来问题。

第一，资源配置可能偏向体制内主体。金融、土地、项目、许可和政策资源更容易流向国企和大型平台，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更高融资成本和更低安全感。

第二，国企可能形成自身利益。新型国企不再是计划时代完全服从行政命令的单位，它们有利润目标、管理层利益、行业地位和扩张冲动。郑永年提醒，新国有企业享有较高自主权，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市场力量和中央财政行政控制，可能代表自身企业利益。¹⁶

第三，国企和民企的边界会影响创新。国企适合承担基础设施、战略安全、长期投入和公共服务，但未必适合所有竞争性创新。民企更敏感、更灵活、更敢试错，却需要产权安全、融资平等和政策稳定。若国企过度进入竞争领域，就可能挤压民营活力。

因此，问题不是简单“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而是边界。哪些领域需要国家资本集中？哪些领域应让竞争充分展开？国企承担国家任务时成本如何透明化？国企垄断收益如何回馈公共财政？民企进入战略领域的权利如何保障？

中国未来的关键，不是消灭国企，也不是神化国企，而是让国有资本真正服务公共目标，同时让民营经济获得稳定、平等、可预期的市场空间。

 

九、民营经济：被需要，也被吸纳

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很大程度来自民营经济。

它们创造就业、贡献创新、连接全球市场、提供消费品和服务，也承担市场风险。许多中国企业家在极端竞争中成长，习惯低利润、高周转、快速迭代和强执行。这是中国制造业和平台经济的强项。

但在制内市场中，民营经济始终处在一种复杂位置：国家需要它，但也要吸纳它；鼓励它发展，但不一定允许它无限扩张边界；承认它贡献，但关键要素仍掌握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手中。

郑永年指出，国家仍控制土地、自然资源、信贷和多数全国性基础设施部门，私营企业的安全经营往往取决于是否在受限制部门内活动并远离边界；而边界并不固定，随时可能变化。¹⁷

这解释了民营企业家的结构性不安全感。很多时候，企业并不是担心竞争，而是担心不确定边界：某个行业昨天是创新，今天可能变成风险；某种商业模式昨天被鼓励，今天可能被整顿；某个地方承诺昨天有效，换届后可能失效。企业家对未来敏感，正是因为制度边界的不确定会直接影响产权、融资和人身安全预期。

最近几年，“民企躺平”成为经济讨论中的重要现象。某些数据和观察显示，国企投资仍有增长，而民企和外资投资意愿明显走弱。即使具体数据会随周期变化，背后问题也很清楚：如果最有活力的民营部门减少长期投资，中国经济就会失去微观动力。

民营经济不是国家战略的装饰品，而是市场发现过程的主体。哈耶克会说，没有分散企业家的试错，就没有知识发现；科斯会说，没有真实产权和企业边界，就无法节约交易费用；诺斯会说，没有稳定预期，就不会有长期投资；马克思会提醒，民营资本也会带来劳动和社会问题。中国经济需要同时记住这些提醒。

 

十、中等技术陷阱：从追赶到原创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依赖几个优势：低成本劳动力，大规模基础设施，全球化市场，学习曲线，地方政府动员，以及改革释放出来的企业家精神。周其仁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优势概括为：低收入形成的人力资源成本优势，改革开放降低组织成本和体制成本，开放中学习曲线显著上升。¹⁸

问题是，这些优势正在减弱。

劳动力不再无限低成本，人口结构正在变化；全球化进入逆风期，外部技术封锁加剧；房地产和基建投资边际效用下降；简单模仿和低端制造的空间变小。中国要继续增长，必须从追赶型增长转向创新型增长。

这就是“中等技术陷阱”的挑战。中等技术陷阱不是简单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说一个经济体在技术上卡在中间：低端成本优势不再明显，高端原创能力又不足；能做大规模工程和应用迭代，却缺少从0到1的基础突破；专利数量很多，但质量、转化率和核心标准掌控不足。¹⁹

《中等技术陷阱》指出，中国制度安排的特殊问题之一，是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脱节：基础科研主体主要是国有大学和研究机构，应用技术转化主体主要是民营企业；国企在技术转化中常常缺位。²⁰

这正好暴露了制内市场的创新难题。国家适合组织大工程、大平台、大基础设施、大科学装置，民企适合快速试错、应用创新和市场化转化。但如果二者之间缺少有效桥梁，基础研究就可能停留在论文、项目和评奖体系里，企业创新则被迫在应用层卷价格、卷速度、卷营销。

创新需要长期主义，而长期主义需要稳定预期。基础科研需要容忍失败，应用创新需要市场奖励，风险投资需要真实风险定价，工程师和技师需要社会地位，知识产权需要司法保护，教育需要培养逻辑、想象、动手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等技术陷阱》还提醒，中国教育体系并没有把培养科技人口作为明确目标，基础教育过度重视记忆和应试，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工程思维、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长期不足；逻辑学教育弱化，对科学人口培养不利。²¹

这说明，技术陷阱不是单纯多投钱就能解决。它涉及教育、科研评价、产权保护、金融体系、企业制度、人才流动、国际开放和社会文化。制内市场如果只擅长动员资源，却不能建立鼓励自由探索、容忍失败、保护产权和尊重专业的制度环境，就很难跨越从追赶到原创的门槛。

 

十一、保卫社会：市场不能吞掉社会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面，是社会压力累积。

第七章讲马克思时，我们说资本主义会把社会关系商品化；第八章这里要补充的是，在中国，市场化常常不是纯粹自发市场推进的结果，而是国家和资本共同推动的结果。社会领域一旦缺乏自我保护，就可能被经济增长逻辑吞没。

郑永年在《保卫社会》中指出，中国早期改革者没有充分区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把经济政策引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货币化；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在政治权力扶持下市场化，成为社会压力的重要来源。²²

这段分析非常重要。经济领域需要市场竞争，社会领域却不能完全按市场原则运作。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生育、基本就业和公共安全，不只是商品，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如果这些领域完全货币化，普通家庭就会把收入和预期全部压在生存成本上，消费社会反而建立不起来。

一个人如果担心看病花光积蓄、孩子教育负担沉重、住房透支未来三十年、养老没有保障，他怎么可能放心消费？内需不足不只是收入问题，也是社会保障问题；消费低迷不只是经济周期问题，也是社会安全感问题。

郑永年提到，经济增长不能让老百姓有被掠夺感；如果社会领域缺乏有效社会政策，消费社会就很难建立。²³

这与凯恩斯、罗尔斯和波兰尼都能接上。凯恩斯会说，消费和投资取决于信心；罗尔斯会问，制度是否让最弱势者受益；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醒，市场社会如果把土地、劳动和货币完全商品化，会引发社会自我保护运动。²⁴

中国制内市场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不平衡。国家很强，市场在许多领域也很强，社会却相对弱。社会组织空间有限，劳动者议价能力不足，中产安全感不足，年轻人生育和就业压力大，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有限。经济增长如果不能转化为社会安全感，增长本身就会越来越难维持。

 

十二、共同富裕不是反市场，而是重建社会基础

共同富裕常被误解为平均主义，或者被误解为对市场的否定。其实从制内市场的内在逻辑看，共同富裕更应该被理解为重建社会基础。

一个市场经济要长期运转，需要大量有购买力、有安全感、有教育能力、有健康身体和稳定预期的普通人。如果收入分配过度失衡，教育、医疗、住房成本过高，社会流动下降，那么市场本身会萎缩，创新也会缺少社会土壤。

《保卫社会》中有一个重要判断：一次分配不能只讲效率，二次分配再讲公平；一次分配本身就是结构性问题。如果一次分配不能做到基本公平，二次分配再努力也会无济于事。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部门的发展，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途径，但它们长期面临政策和资源歧视。²⁵

这点值得强调。共同富裕不是等企业创造财富后再由政府简单分配，而是要让更多人在初次分配中获得合理收入：劳动报酬、创业机会、职业教育、财产权利、土地收益、社保权益、公共服务和市场准入，都属于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如果民营中小企业被挤压，就业和收入分配会恶化；如果劳动者缺乏议价能力，工资增长跟不上生产率；如果农民缺少完整财产权，土地和城市化收益无法充分分享；如果教育和医疗高度依赖家庭支付，阶层固化会加剧。

共同富裕不是要取消差异，也不是要压平企业家精神。它要解决的是社会成员能不能共享现代化基本成果，能不能相信努力有回报，能不能在风险来临时不被彻底击穿。

这也是中国从投资型增长转向消费型增长的前提。没有社会保障，就没有稳定消费；没有公平机会，就没有人力资本；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长期投资；没有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就没有内需社会。

从正义理论看，共同富裕更接近罗尔斯，而不是诺齐克。诺齐克强调持有正义：只要财产取得和转让过程正当，国家就不应为了某种理想分配图案持续干预个人持有。这个理论高度尊重个人权利和市场自发秩序，也能很好地警惕国家以公平之名过度侵入个人自由。它是西方尤其美国式市场伦理的重要哲学底色之一。²⁶

但诺齐克式正义有一个问题：它对起点差异、家庭背景、教育机会、健康风险、地区差距和代际传递的敏感度不够。现实社会并不是一场从同一起跑线开始的比赛。一个出生在贫困县的孩子、一个大病家庭、一个失业中年人、一个没有户籍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即使形式上拥有同样自由，也未必真正拥有同样机会。让他们独自承担命运偶然性，并不能让社会显得更正义。

罗尔斯的温情正在这里。他不是主张消灭差异，也不是否定市场激励，而是提出：社会基本制度要在无知之幕背后接受检验。假如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会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不知道自己会健康还是患病，不知道自己会成为资本所有者还是普通劳动者，他大概率不会选择一个让弱者完全自担风险的制度。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允许不平等存在，但要求这种不平等能够合理地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²⁷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有社会的制度目标，至少在理念上更接近罗尔斯式正义。共同富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本医保、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就业优先、区域协调、转移支付，这些政策背后的共同逻辑不是“谁拥有就是谁应得”，而是“一个社会不能让最弱者被市场和运气彻底抛下”。这种制度伦理比单纯诺齐克式持有正义更有温情，也更符合一个超大规模社会追求长期稳定和共同发展的需要。

当然，说中国更接近罗尔斯，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罗尔斯正义。现实中，城乡差距、户籍壁垒、教育不平等、医疗负担、房价压力、劳动权益不足、财产保护不稳定，仍然会让许多人无法真正享有公平机会。恰恰因为中国的政治伦理更强调共同富裕和社会责任，它才更需要用制度把这种温情落实下来，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里。

共同富裕的正当性，不是反市场，而是给市场提供一个更可持续、更能被多数人接受的社会基础。市场负责发现效率，国家负责兜住底线，社会负责生成信任和互助。一个真正成熟的制内市场，不应让弱者在诺齐克式“你自己负责”的冷峻逻辑中沉没，而应在罗尔斯式“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会是谁，你愿意怎样设计制度”的追问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分配、福利和机会结构。

 

十三、制内市场的优势和边界

现在可以更平衡地总结制内市场。

它的优势至少有四个。

第一，动员能力强。国家可以在基础设施、产业升级、危机应对和战略竞争中迅速组织资源。这解释了高铁、电网、港口、城市化、扶贫、疫情初期动员以及某些战略产业推进能力。

第二，政策试验空间大。中央可以设定方向，地方进行试点，成功经验再推广。经济特区、开发区、土地制度试点、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跨境电商试验区，都有这种特征。

第三，国家能吸收市场力量。民营企业、外资、平台、地方政府、国企和科研机构，都可以被纳入国家发展目标。市场主体不是完全外在于国家，而是被国家通过政策、组织、荣誉、监管、资本和准入吸纳。

第四，它能在外部竞争中保持战略韧性。在全球化逆转、技术封锁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时，国家掌握关键资源和产业政策工具，确实能提高抗冲击能力。

但它的边界也同样清楚。

第一，国家不可能掌握全部知识。第四章讲哈耶克时已经说过，复杂经济中的知识分散在无数个体和企业那里。国家可以定方向，却很难准确判断每个产业、技术和企业的真实前景。产业政策一旦过度，就会把试错成本扩大成系统性浪费。

第二，权力容易制造寻租。第六章讲布坎南和奥尔森时已经说过，政府不是天使，利益集团会围绕政策资源形成分利联盟。制内市场中，权力和市场距离更近，寻租空间也更大。

第三，产权不确定会抑制长期投资。企业不怕竞争，怕的是边界不清和规则突变。没有稳定预期，创新和投资都会短期化。

第四，社会保护不足会反过来伤害增长。经济增长不能长期依靠压低劳动收入、推高住房杠杆、透支家庭教育和医疗支出。社会不是无限承压的容器。

第五，国家动员适合追赶和工程，未必适合原创和自由探索。越到技术前沿，越需要多元试错、学术自由、企业家精神、风险资本、失败容忍和国际开放。

因此，制内市场不是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一种需要不断校准的制度组合。它的成功来自国家和市场的结合，它的风险也来自国家和市场边界不清。

 

十四、中国下一步：强国家、强市场、强社会

中国未来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国家，也不是要不要市场。真正的问题是：能否在强国家、强市场和强社会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强国家仍然必要。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面对人口老龄化、区域差距、产业升级、外部压力、生态约束和金融风险，不可能依靠小政府治理。国家必须提供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宏观稳定、社会保障、基础科研、区域协调和战略安全。

强市场同样必要。没有市场，就没有分散知识、企业家试错、价格信号、竞争压力和创新活力。民营经济、小微企业、专业服务、平台生态、制造业供应链和消费市场，都是中国经济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国家越强，越需要有足够强的市场来防止资源配置行政化。

强社会更是短板。社会不是国家的附属物，也不是市场的剩余物。社会是家庭、社区、职业组织、公益组织、学校、医院、行业协会、媒体、地方共同体、消费者组织和公共讨论空间组成的信任网络。没有强社会，国家和市场都会失衡：国家容易过度控制，市场容易过度逐利，个体则在两者之间感到孤立无援。

郑永年在“保卫社会”中强调，要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做大做强社会，使社会能够平衡另外两者，建设“大社会”“强社会”和“好社会”。²⁸

这可能是中国下一阶段最关键的制度命题。

强国家不等于全能国家，强市场不等于资本至上，强社会不等于无政府化。三者之间需要边界、合作和制衡：国家提供规则和公共品，市场创造财富和发现信息，社会提供信任、道德、互助和正义感。

如果国家过强而市场和社会过弱，经济会僵化，创新会受限，社会会缺少自我修复能力；如果市场过强而国家和社会过弱，资本会侵蚀公共生活，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会加剧；如果社会没有制度空间，道德和信任就无法自下而上生长。

中国式现代化的难点，不只是GDP总量，也不只是产业升级，而是能不能形成一个让普通人有安全感、企业有长期预期、国家有治理能力、社会有自我组织能力的制度秩序。

 

十五、结语：国家里面的市场，市场之外的社会

回到本章开头的县城开发区。

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缩影，也是中国经济问题的缩影。政府修路、供地、招商、融资、协调，企业投资、生产、竞争、出口，银行放贷，平台承接，劳动者进厂，村庄城市化。一个产业园区里，斯密的分工、哈耶克的知识、凯恩斯的国家责任、科斯的交易费用、诺斯的制度变迁、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都同时存在。

中国制内市场的伟大成就，是把一个贫穷、农业人口庞大、资本稀缺、外部环境复杂的国家，带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它释放了市场，也利用了国家；它鼓励企业家，也保留战略控制；它通过地方竞争创造增长，也通过国家动员建设基础设施。

但它的挑战同样巨大。地方债务、房地产依赖、民营企业预期不足、技术原创瓶颈、国企边界、贫富分化、青年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压力，都不是偶然问题，而是制内市场内在结构发展到新阶段后的集中表现。

第七章说，马克思是一面镜子，不是一张地图。本章也可以说，制内市场是一种现实，不是一种神话。它既不能被简单崇拜，也不能被简单否定。真正重要的是理解它的机制，承认它的成就，也正视它的边界。

下一章，我们将把视野转向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算法、债务、金融化、新垄断、人工智能和全球秩序重构。中国制内市场不是在真空中运行，它正在进入一个更复杂的世界：国家间竞争加剧，技术改变劳动，平台重塑市场，债务约束未来，全球化从效率逻辑转向安全逻辑。经济学必须继续向前，因为真实世界从不会停在任何一种理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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