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记得小时候，大约三至五岁期间，母亲去姥姥家带东西，我总是反对，有时被哄开心了就不反对，也有反对成功的时候。所带的东西不外是新做的面条，炸的油饼，或家里自产的蔬菜水果等。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有很多同村的爷爷奶奶，或叔叔婶子，都会夸奖看家看的牢的孩子。被夸奖就有动力，所以那时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会反对妈妈将自家的东西带给姥姥家。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生活在大西北的偏远农村，刚被1979年的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从饥饿中解救出来。我很幸运，出生在1980年，出生的当年小麦的产量就多到当年吃不完。由于原来都是集体制，所以小家庭缺少存储粮食的设备（条囤，用藤条编的囤，里面抹上泥巴防漏）或麻袋，当年的粮食都是堆放在地上的，结果阴雨天比较多，小麦都发芽了。听父母说，那年及1981年前半年，基本上所有家庭都在吃发了芽的甜小麦粉，那也成了他们的记忆。

自从记事起，我们就没有挨饿过，最多是吃比较糙的黑面和杂粮。但农村人那时都被饿怕了，尽管每家小麦都多到生虫，发芽，但还是舍不得敞开吃白面，自然也就舍不得送给其他人，即使是姥姥家。

饥饿在那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类致病的行为基因，即使饥饿这种现象已经成了过去式，但这种基因依然存在，且基本上影响了两代人。源于对饥饿的恐惧，所以人的价值观和行为都与之高度匹配。婚姻就是女方将一张吃饭的嘴转移到男方，男方得到一个劳力和能够诞生新劳力的生育机器，而男方为此支付的代价就是彩礼。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交易是双赢的，女方少了一张吃饭的嘴，男方多了一个劳力。其中唯一的变化是嫁出的女性，在未婚前可能被家里当孩子养，不用承担太多的家庭劳动；一旦成婚，则马上变成了劳动主力。这种身份的变化，及彩礼式婚姻导致的对娘家情感的割裂，是那时女性婚姻所遭受的双重精神伤害。由此，那时女性出嫁大多是哭着出门的，而她的母亲也通常会偷偷抹泪。

婚后女性便成了夫家的人，所有利益都要以夫家为主，即使利益相关方是自己的娘家。在这种思维支配下，村里的奶奶，婶子，都会教孩子看好自家的东西，不要被母亲带给她娘家。

这是一段时代烙印，由此决定了彩礼婚姻，翁婿关系，男性养老，及其他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

我的儿子是更幸运的，出生在21世纪，物质已经极大丰富，社会关系已经越来越融洽，且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被物质支配的形态。由此，他不会以基因支配的方式看待姥姥家和我们家，更对是否要给姥姥家东西缺乏概念，认为一切都是自然。

大概三十年的代差，就让他们这代人的思维习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考虑问题不再以物质得失为根本前提。然而我母亲还是时不时的会给他讲这种逻辑，我观察，他是不会听的，当然我也不愿意他局限于这种逻辑。

儿子没有经历过、不接受，所以他在考虑我父母这代人处理问题的方法时就很难理解。这种不理解在他自己看来无所谓，但在我看来就是一种认知缺陷；因为不理解，所以才无法正确评判及应对。

这一问题如果仅放在我们这代人对子女的教育上来看，或许也很难评判，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支持子女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人格塑造，不应该被过去牵绊太多。从这个角度看，不仅我们父母这辈是我们孩子这代思想的箍咒，我们自己也是孩子们自由成长的约束。然而这个问题如果换个角度看，那么可能就会马上不同。

最近和很多朋友聊天，稍有影响力的企业招聘都仅限985和211，且这些高材生刚工作的起薪可能就5000元。同时也有大量的基本操作岗位，大专生加以培训就能胜任，但现在都要硕士研究生，工资也仅六七千。大家一致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这两年经济不景气，导致对人才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了对人才的挑剔和新入职工资的普遍下降。

就这一现象本身而言，我并不认同经济不景气是唯一原因的说法，我认为更多的是人才培养过剩，及自动化导致的生产率提高。由此，我认为以后这种求职难，工资低将成为一种常态，可能要跨越从现在的信息时代到AI时代转变的全过程。而这个过程中要牵扯生产方式的变革，及分配方式的变革；而这两个又牵扯出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这绝非一蹴而就。工业革命持续了两三百年，到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依然没有完成工业化，那么AI化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我绝对不相信三五年能完成的论断，我更认为这一技术变革可能会影响完我们这代人，甚至我儿子这代人的大半生。

时代在变革，且一直在变革。那么，如果以后的二三十年中，我们的经济一直维持目前这种低增长，高冲突模式，试问下有多少人能够坦然接受？很多人都经常吐槽，快绷不住了。崩不住换个解读就是现实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范围，他们进入了认知盲区，从而经常判断失误。

仅以美元计价，目前人均GDP高于我国的世界人口约为21%；如果以实际购买力计算，我猜测高于我国的世界人口可能仅为15%左右。而我国完成这一跨越式增长都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几年内完成的，所以继续以这种高速增长，直到成为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我觉得是不符合现实规律的。所以，我认为以后转入缓慢增长，逐步超越当前还处在我们前面的国家，最终成为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才是大概率事件。比如欧洲很多国家目前的GDP增长率都在零左右，比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更别提希腊这种实际衰退的；如果我们一直以4-5%的速度增长，超越这些国家也只是时间问题。比如，假如我们以5%的速度增长，而欧洲国家一直不增长，那么我们只需要大概20年就能赶上他们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当然实际可能比这更困难一些，因为基数越大增长也必然越缓慢，原因是投资、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红利越到后面会被释放的越充分，越缺少潜力。

现在的问题在于，习惯了高增长的人群，出生在物质极大富裕之后的人群，他们怎么接受经济进入低增长。这个问题刚好和从饥饿时代进入富裕时代相反，从饥饿进入富裕时人们依然还保持着高端节俭的习惯，但感受是日子越来越好。但从高增长进入低增长时代，很多人可能会感受到日子越来越难过，因为他们的行为还是按照高增长的预期来的。

我儿子就经常嘲笑我父母的“抠门”，因为他理解不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但这种认知缺陷，同样可能导致他成人后接受不了经济的停滞，就业的困难，人际关系的疏离等新时代的特征。

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认知涵盖了过去的稀缺，现在的充裕，及未来的缓慢增长。我们孩子这代在认知上就不如我们全面，他们没有经历过稀缺时代，所以很难理解紧缺下的苦日子，由此也难以忍受可能的苦日子。同样的低增长时代，在我父母看来是好日子，在我看来是正常日子，但在我儿子看来可能就是苦日子。

时代烙印会改变每个人的认知，从而让人更契合世界，更适应这个社会。如果认知残缺，便会和社会产生冲突，从而自己感到痛苦。

认知世界，接受世界，从而才能更好的自我成长。如果以局限的认知，自我屏障，那在剧烈变革的时代，可能会很痛苦。抱怨时代、抱怨已经改变的人、抱怨劝自己改变的人，最终痛苦的只能是自己。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是被时代所改变，而无能改变世界。

只有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我们才能成为最幸福的人。